画册里的成都中医药大学
画册里的成都中医药大学
讲述人/常湖川
韶光流转，斗转星移。转眼间，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已有40多载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我一直用相机记载着我们学校的成长史，用每一幅照片刻画出学校发展的点点滴滴，描摹着温暖的人文情怀。如今，我看着过往的幅幅照片，感慨万千，尤其是我们为几次校庆准备的相片集册，更是把学校的成长发展由“点”到“线”串联起来，绘成一条文化渊源的历史长河。
建校30周年第一本彩色校庆画册
自1956年建校，我们在前三十年间从未举办过校庆庆典。一直到后面改革开放，社会开始加速发展建设，我们就想着：我们中医学院自然应当顺应潮流，把文化建设搞起来，把成都中医学院宣扬出去。因此，1986年，我们决定制作一册校庆画集作为学校建校30周年的献礼。于是，学校就把这项工作派给我和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彭永茂，以及刚来学校工作的徐廉了。
那时候，我们仨都没有类似经历，其中徐廉才21岁，又黑又瘦，毕业分配到学校后被派往西安路办事处工作半年，刚回到学校办公室工作不久就和我们一起制作画册，更没有经验。我们只能临时搭一个“班子”。当时和兄弟院校的联系也不密切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制作的，好在学校很支持我们的工作，从紧张的资金中抽出足够制作画册的经费供我们使用。当时一盒彩色胶卷26元，比我一月的工资还高。学校当真是“耗费巨资”提供了充裕的胶卷，还配备了当时最好的设备：一台尼康f3照相机和德国的“杜斯特”牌的洗照片的设备。
设备齐全了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：怎样才能拍得好看？怎么才能体现我们的学校特色？当时拍照只有我是专业的，因此摄影只有我一个人。办学条件也相当艰苦，可以说，学校实验室的墙壁上没有一块是洁净的，教学楼墙上到处是裂纹和一圈一圈的水渍，凡是前来参观我们学校的人都说：“成都中医学院的墙就是‘尿干子’做的哟。”体现我们学校特色的点很少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与重点学科，哪怕是一般的科研成果——在当时都只是“浮云”。此类种种，如今回想起来仍觉条件之艰苦。
我们一次次推敲方案。一次次地反复商讨，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学校这批“宝贵的财富”上，那就是我们的“人才宝库”——师资队伍。领导听到我们的建议后，也说：“一定要把我们的人物主线体现出来，把我们的学校‘亮点’——老专家们凸显出来!”方案敲定后，我马上着手拍摄照片。但拍照的同时也不能打扰老师同学们上课，以免影响课堂进度，所以我便和老师提前预约好拍照时间，在不耽误工作和教学的情况下，见缝插针式地拍摄。为了拍出高质量的图片，不露出学校稍显褪色的墙壁，我也是想尽了办法，巴掌大的地方都被我利用起来。偶尔看起来效果不好，还得麻烦任课老师挪挪位置，找一块墙壁干净的地方拍摄。整个拍摄过程，历时3个月，我一个教研室一个教研室拍完了。有时为取景，我常背着“尼康”哼哧哼哧爬7、8层楼拍摄。回想起来，真是年轻，有使不完的力气，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事业上，也不知累！
拍照这个“力气活儿”一完毕，洗照片这个“精细活儿”便如约前来。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子版照片，是胶片，需要自己冲洗。更没有电脑分析和处理，全靠肉眼来判断颜色好坏，凭经验矫正照片颜色，反复测试，才能把颜色调正。而冲彩色胶卷时一点光都不能见，不像黑白照片还可以有一点红光，因此，冲胶卷和洗照片的房间是漆黑的，“伸手不见五指”，全靠自己摸索，凭记忆拿需要的东西。偶尔出了差错，还要重新拍照、洗胶卷。不过好在整体失误率不高。虽然这番“全手工工艺制品”的流程一天下来，仅能制作20张，但它们的颜色质地非常不错。
拿着拍好的照片，我们仨挑挑拣拣，挑选出一大摞清晰漂亮的彩色照片，就想着出画册的事儿了。但当时四川省找不到彩色印刷厂。后来是彭主任联系到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部工作的同学，于是我们几经颠簸来到北京，轻工部了解到我们要出画册又把这事批给了中国包装集团总公司。我们只知道门牌号，靠步行和乘坐公交汽车，几番打听，总算找到了这座位于一条小胡同里破旧的临时的七层楼建筑。我们抱着大摞素材气喘吁吁爬上七楼，找到了总公司的总经理，结果他又给我们批到了天津！我们当时的心情真是几番大起大落，起伏不定！简直无法相信这个东西折腾人到这种程度！
终于几经周折到了天津，又步行几个小时，找到了中国邮票总公司印刷厂。人家一看，我们只提了一捆照片，没有文字，没有排版。那么，怎么编排？什么顺序？只得靠现想。我们就找到我们的兄弟院校——天津中医学院，接待人为我们安排了天津中医学院的招待所—间三人间。靠窗边有两张床，靠门边的床条件是最不好的，彭永茂年龄大，住在窗边，我当时和徐廉还不熟悉，看他平时不爱说话，年纪又比我小，就“欺负”他，把他“赶”到门边上去坐着，徐廉就耷拉着脑袋坐过去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的玩笑话倒是使得工作情谊愈发深厚了。
第二天我们又去印刷厂，想找到解决办法。印刷厂便派一个人来给我们搞设计。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设计、文字都没有弄。我们还得交600元版面设计费。我印象很深刻，那时候工资才几十元，交600元相当于现在的近万元。大家都在口袋里摸索着，加上财务借的公款，东拼西凑的，终于设法凑齐了600元。当时交通不发达，通讯也不方便，厂家做好后也没法通知我们，我们没法离开，只能在那等着。终于在七八天后，设计出来了。图下面需要文字说明，于是，配文和前言文字都是由徐廉负责，一字一句他反复斟酌，力求准确完美，写完文字他又帮我编排整理图片。画册封底也没有，就把我在峨眉山出差时拍摄的日出作为了封底。就这样，我们终于凑齐了一本画册。
后来，彭主任回成都了，留我和徐廉在北京等着画册印刷。徐廉是学文的，一支笔、一盏灯，他的工作就开始了。学校30周年校庆，文稿撰写的任务交到了这个年轻人手上，那个时候写作不像现在，一杯咖啡，一台电脑。在北京的几天，为了节约差旅费，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，大通铺，人员复杂，环境吵闹，沉闷潮热的空气里，其他人都在以寒暄玩笑打发时间。角落里，只见一盏微弱的灯光，照着这个年轻人刚毅的脸庞，他一只手用紧握着老式钢笔在不停撰改稿件，另一只手沾满了墨水，还在脸上不停擦拭汗水。那一幕，我记忆尤深，这个可爱的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画册总共做了三十天，一共500册。我看着这本彩色画册出版，就像自己的孩子降世一样。至今我一直把它保存得很好，成了我压箱底的宝贝。这可是当时最好的印刷厂印出来的画册！也是当年全国中医院校中第一本彩色的校庆画册！当时，我们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了高品质的产品。用最好的印刷技术、永远不会褪色的画页，记录着历史的瞬间，传承着我们的中医药文化！
后5次校庆的发展史
后来制作的几本校庆画册越来越厚，内容也更加丰富。我们不断吸取经验、总结反思，创作出更完美的画册。庆祝校庆的活动也愈发多样、氛围也更为浓厚！30周年校庆时，我们还没有校歌、校训，校徽都是请人临时设计出来的。活动环节连领导讲话都没有。后来在举办35周年校庆活动时，都还不怎么热闹，当时的活动就是搭个台子，挂块红布，领导上台讲几句话与同学们共勉。再请副省级领导前来参观，会议一完什么都结束了。但领导同学们聚在一起，满怀着共同建设学校的激情，虽然形式相对单调，却不失庄重与严肃，也算得上是“张灯结彩”的大庆典。
在35周年庆典时，有一张名片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。这可是一张独具特色的“折叠式”名片，展开后，面积相当于今天a4纸一样大。当时63级药学毕业的任学校科研处处长名叫张重郃要在学校中搞活动，找我给他帮忙。结果我一看他的名片，折了6折，折起来揣荷包里，还会留一大截在外面。打开来一看，第一个名称就是63级中药系第一任班长，后面就是成都中医学院中药系第一任主任，第一任全国中药学会会员，科研处处长，63级同学会会长，之后连着一长串，头衔之多，多达几十个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名片，我当即愣住了！后来这倒成了我们35周年庆典里独有的乐趣。
40周年时，就慢慢有了校友会。学长学姐们回来参观学校的建设，慰问老师，与同学们交流。校庆期间有一些校友给我们学校捐赠了许多的教育基金，完善学校的教育设施，帮助有需要的同学。之后，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开始兴起。逐渐就有了学术会，文艺节目，学生搞联欢，一次比一次好。后来的文艺节目越来越专业，舞台效果也更加精美，都像中央电视台办的文艺晚会了。
我们的画册也一次次变得更好，每一次都力求完美。甚至在35周年和40周年时，我们都是在香港制版、深圳印刷的。后来成都有了彩色印刷厂，印刷画册才不用“翻山越岭”了。因此，45、50、60周年的校庆画册我们都在成都制作的，工期也缩短了将近一半！
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也渐渐频繁起来，双方时常互相交流学习。时任党委副书记的马晓蓉老师经常去参加其他中医院校的校庆活动，然后交换各自学校的画册，他们都夸我们做的好，画质优美、内容丰富却不杂乱，谋篇布局很有条理。我们也常从他们的画册中寻找灵感、汲取经验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到上海中医药大学参加他们的60年校庆时，翻阅着他们的画册，我们就发现：他们的内容虽然丰富，可是显得杂乱，就像是“豆腐块儿”拼起来的。后来我们在制作60周年画册时，就汲取了教训：先把线梳理清楚，比如教学成果要表现哪些，科研成果要体现哪一方面……把线理清后再着手，既能让主题突出、重点明显，也不会显得杂乱无章。
几十年来，我们的校庆形式从没有到多样，画册的内容也由简单到丰富，一点一点都渗透着我们学校的发展变化。这正是我们杏林学子们共同建设的成果！我们学校真是有“好基因”，学子们个个都是“根正苗红”的杏林接班人。在这里，我不得不谈谈我们学校的老专家们！当年，我们学校的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加起来只有200多人，80年代初期正教授只有郑孝昌、宋鹭冰、凌一揆、肖崇厚等，就连冉品珍当时都只是副教授。但老师们心很齐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，每天认真负责地上课，亲自带实验，为同学们的学业尽心尽力。万德光、刘敏如、廖品正、钟苡泽、艾儒棣、徐楚江、贾敏如等老师一直奋斗在教学和科研一线。记得郑孝昌老师改稿子，眼睛眯起，鼻子都要碰到书本了，像是在闻墨香，他一个一个字改，遇见不对的地方，总会反复斟酌，多次修改……
正是在这样一批人的带领下，我们学校从80年代初期的3个专业（中医、中药、针灸）、两个系（中药系、中医系）发展到了如今19个学院，30多个专业，28个博士点；学校建设了国家重点实验室，科技创新成就显著，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、各项科研成果近年来如“雨后春笋”。
回顾往事，我感触良多：任何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发扬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精神，把简单的重复劳动做到极致，必成大器。成功的源头一定是勤奋努力坚持到底，只要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坚持耕耘，一定会收获成功！
本文由常湖川口述，学校全媒体中心釆访整理。
釆访时间：2021年4月23日
釆访地点：温江校区博物馆
文字整理：康玙歆 朱婉婷
摄 影：李悦 娄鸣凤
讲述人简介：
常湖川，男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、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理事。1977年参加工作，1983年调入成都中医药大学电教中心从事教学片制作工作，2003年至今在校博物馆从事中医药文化展示、策划与宣传普及工作。制作《植物器官形态一茎》《植物器官形态一根》《峨眉山药用植物的宝库》等优秀教学片，先后获得四川省优秀电教教材一等奖、三等奖等荣誉表彰。40余年工作生涯中，利用摄影技术 特长，以生动的影像记录留存了学校改革、建设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瞬间，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用相机记录、述说历史，作品已成为见证学校改革发展40年的丰硕成果的重要史料。